华裔小孩转学：国外--国内--国外 坎坷心路历程

华裔小孩转学：国外--国内--国外

两个华裔小孩，从国外转到国内上小学，又将转战国外。整个心路历程和经历，值得国内的父母们借鉴和深思。

201较快9月刚开学，移民加拿大的张先生和移民美国的李女士，说起这几年带孩子回国读小学的事，感觉就像打了一场仗。

就像一个围城，里面的想出去，外面的想进来。到201较快，张先生的儿子Jack回来读了五年小学，李女士的女儿悦悦读了三年小学。国内的基础教育让张先生和李女士又恨又爱。无论如何，小学一毕业，他们又都要把孩子再带出去。

200几年夏天，李女士的女儿悦悦在美国读完了一年级，但李女士开始觉得不满。

李女士198几年移民美国，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。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小镇上，亚裔家庭不多，大部分美国父母都对年幼儿女的教育没什么计划，只是放任他们玩儿，很多孩子到了一年级时才开始接触学习。

李女士成长于严格的中式家庭教育，就像被热炒的“虎妈”一样，她理所当然也希望女儿和自己接受大体相同的教育。女儿悦悦很小就开始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华人私人幼儿园，悦悦在上小学前已经学了很多，并养成了一些基本的学习习惯，悦悦自己也对这种方式很喜欢，觉得每天都过得“很有意思”。

等悦悦上了一年级，问题来了。老师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教起——可是这些悦悦两岁时就会了，她甚至已经不再看图画书而改成读以字为主的故事书。悦悦已经会两位数的加减法，在李女士的训练下，她可以一分钟做一百个1位数加减法。而美国小学里教的数字加法的进位有些“乱七八糟”。“美国的老师真的不会教数学。”李女士说。

悦悦一下子觉得一年级的课程没有挑战性，“这个学校怎么这么没意思？”她常常这样问妈妈。悦悦渐渐变得情绪低落，上课也坐不住，老师因此就在全班面前批评她，更伤了她的自尊心。李女士去找校方，校长回答说：那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要教她那么多？

在李女士的坚持下，校方还是给悦悦做了一个学习能力测试，结果是：依照美国小学教学大纲标准，悦悦的数学程度已达到四年级下到五年级上的水平;英语程度在三年级下的水平。李女士希望学校能让悦悦升级，但校方说，悦悦的确属于Gifted （天分高），但是我们不提倡让孩子在小时候学那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不同意让她跳级。

这让李女士很气愤和无奈。李女士对美国小学的不满还有很多，比如，国内的小学老师会规范小学生握笔、坐姿，但美国老师明确告诉李女士：我们不管这个，小孩自由就好。但在李女士看来，这造成了很多美国孩子的字“难看得要死”。

李女士的美国丈夫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她是“虎妈”。李女士就回道：“我就是中国妈妈。”还解释说，虎妈不是个别的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很多亚洲人的孩子学习比较好，都不是天生的，都是家长工夫花下去的。

李女士认为，良好的基础教育能使孩子受益终身。因此，夫妻俩商量后决定：李女士辞掉工作，带悦悦回到上海老家，边做志愿者，边带孩子上小学。

李女士决定让女儿回国读小学，还基于一个重要考虑，学中文。

李女士移民到美国后虽然没在华人圈里生活和工作，但一直保持着中国情结：我从哪里来，语言从哪里来，“我总觉得我们要有根——我的孩子要有中国根”。

张先生和夫人坚持让Jack回国上小学，也是这个原因。

张先生的大女儿是六年级毕业去的加拿大，中文基本保留了下来。但大多数不到十岁就移民的孩子，中文很快就忘记了。每次在聚会上，张先生和夫人发现，从香港、台湾、东南亚移民去加拿大的华裔，不会中文的各个都想学。“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很想学中文，但是已经很难了。”、

小儿子Jack出生在加拿大，六岁了，不会说中文，搞不清楚外婆是谁，他理不清中国的亲戚关系。在张先生看来，Jack面临着两种选择，要么做根 “黄香蕉”，要么“全盘西化，把中国忘了”。但张先生不愿意接受第二种选择。

张先生和夫人下决心不让中国文化在儿子这代丢掉。为了延续家族的中国文化，余太太不久前还考下了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证，“不管儿子以后娶什么老婆，女儿嫁什么人，他们的孩子我会教，第三代也没问题。”余太太说。

当然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使他们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。加拿大几乎所有银行都有中文部，如果Jack能学好中文，未来在职场也会多个选择。因此，张先生把Jack放在了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地道的北京本地小学，希望孩子能跟大家学“纯粹的中文”。

但几年之后，张先生承认，他初低估了国内的应试教育，直到亲身经历后，才明白，这套机制究竟是怎样的。

的问题是抄写。Jack的作业通常是把字抄很多遍，五遍、十遍，不停地写。Jack不喜欢枯燥地写相同的字，他喜欢阅读，回国时已经能读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这样的儿童小说，认识汉字后，Jack开始读中文书，什么书都爱看。“把孩子完全禁锢在作业本上，那么浩如烟海的有趣故事就没有了。”张先生和夫人于是帮儿子“做减法”：老师说抄四个，他们只让抄两个。

不仅中文要抄，英文也要抄，而且英文作业是英文单词和汉字意思都抄。Jack妈妈尝试和老师沟通：这些英文孩子都会，能不能不抄？答：不可以。少抄？不可以。那中文可不可以不抄？不可以。“我可不可以让他用这些时间学点更有意思的，带书去学校看可以吗？”得到的回复还是：“不可以，你可以去跟校长打招呼。”

妈妈后来才明白，因为领导经常要检查，所以老师必须保证全班作业的一致性，不能因为某一个学生会了就不写。

从加拿大回国时，Jack已经看了上百本英文读物，回国上一年级时，学校还允许他带自己的阅读书到学校，但升到二年级就不允许了。张先生只好强化Jack在家里的英文阅读，他对孩子设定的目标开始下降：从初的打好基础，变成只把中文和数学学好就OK。

到了三年级，张先生家开始强烈地感受到，“小升初”的迫近改变了整个学习气氛：作业越来越多，Jack每晚要写到十点、十一点。张先生不断给 Jack减压，告诉他不必做完所有作业，但Jack却不愿意，“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。”余太太因为不希望Jack走进题海战术，不要求 Jack做学校的模拟题，还把Jack的数学老师得罪了。

其实，Jack对数学感兴趣。小时候，他看数学会看得笑出来，学会阅读后，Jack经常自己研究书里的问题，上到二年级时，Jack已经自学了六年级的分数加减法，现在，Jack已经开始能看大学生看的概率论了。

张先生从儿子身上发现，孩子天生就有学习的能力，老师要紧的任务，是告诉孩子到哪里去学习，在哪里寻找知识。“我们全部的教学都是在扼杀孩子的兴趣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九死一生的。”

到了三年级，Jack的同学们就像是被放到了同一个模子里。整个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上一所好初中，然后上好高中，上所好大学。张先生发现活蹦乱跳的孩子送到学校去，出来都是一个样。每个孩子看的、背的、写的全是一样的东西，说什么都说什么，不知道什么就都不知道什么，“把活生生的孩子装到模式里面了，这很可怕”。

直到三年级，Jack的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，他很努力地去适应这个模子，“但是这个文化实在太残酷了。”张先生说。

让张先生一家无法接受的，是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。有，Jack怒气冲冲地回到家，原来一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一个同学的作业撕了，只因为那个同学写错了一个答案。在张先生和余太太看来，老师还经常对孩子颐指气使，成绩不好，就会受到歧视，张先生深切地感觉这些孩子“很可怜”，而他认为教育是平等教育，孩子能够得到欢乐。

读完三年级，Jack “一秒都不耽误”地转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。说到这里，张先生攥了一下拳头，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地说，“我挽救了Jack。”

在国际小学，没有统考，没有小升初，作业一下子就减轻了，Jack多了很多阅读的时间。张先生也开始带孩子出外游玩，增加更多的体育锻炼。

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各地，英语、数学、语文水平参差不齐，所以学校鼓励孩子，可以单科跳级。今年9月份开学，Jack应该上五年级，但他自己报名参加跳级考试，获得了直接读六年级的机会。

但张先生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。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，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不太一样。“西方的学校要求严格，甚至苛刻；而在国内，学校对孩子的要求经常不高。

但张先生也发现了国际学校的问题。国内的国际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，但又与西方的贵族学校不太一样。“西方的学校要求严格，甚至苛刻；而在国内，学校对孩子的要求经常不高。

悦悦现在中文读二年级，英语读五年级，李女士觉得晚四年级后必须要回美国。李女士也已经看出，越向上读，孩子的压力会越大，因为被逼着读书、考试、升学，孩子的知识面会慢慢变狭窄。“美国教育的好处是，四年级以后，学校就开始真正地教了：会教你学习方法，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，提倡有乐趣地学习。”

张先生也决定，Jack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回加拿大。在他们看来，国外的教育特点是，“年级越高，学得东西越多，主要是学东西的方法不同，他们学习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。”让张太太印象深的是，女儿一个四年级同学的一份历史作业，为了讲述一段历史，做了大量的调查，作业完成得像出版物一样，有文字、图片，还装订成册。

上六年级的Jack看上去像个二年级的孩子，他会摆弄着客厅里的象棋和客人大声交流。

对于张先生和李女士来说，他们也渐渐摆脱了在两种教育制度中的摇摆，开始认识到，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教育，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在成长中能够区分和识别，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不好的。

“未来的很多孩子都会是没有国界的人，”李女士说，“他们需要知道这个上有各种文化，各种模式，没有哪一种的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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